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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里的雪融化了，天空中的冬云变成了湿润的雨夹雪，落在土地上；太阳依旧慢慢地走完它一天的路程，空气变得更暖和了，似乎春天的快乐已经到来，它开玩笑似的躲在城外野地里的什么地方，很快就向城里拥去了。大街上处处是棕红色的污泥，人行道旁脏水流成溪。囚徒广场上化了雪的地方有一些麻雀在欢快地跳跃。就是在人们身上也有一种雀跃的气氛。在春天的喧闹声中，大斋节的钟声;dfn;/dfn几乎从早到晚不停地响着，轻轻地敲击着人们的心，它像是老人的话语，里面隐藏着某种令人屈辱的东西，仿佛在用冷漠忧郁的调子诉说着一切：
“有过，这事从前有过，有过……”
在我的命名日那天，作坊的人送给我一个很小很精美的圣徒阿列克谢的画像，日哈列夫动情他做了一个长篇演说，令我十分难忘。
“是谁？”他提提眉毛，玩弄着手指说，“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一个孤儿罢了，而我要比几乎年长三倍，却也要夸耀，那是因为，对任何事情从不背过脸去，而是正视一切！要永远这样坚持下去，这很好。”
他谈到了上帝的奴仆，也谈到了上帝的人，但是人和奴仆之间有什么区别，我却不明白，大概他也不清楚。他说得很枯燥，作坊里的人都嘲笑他。我手里拿着圣像站着，心里很是感动而且局促不安，不知怎么办才好。终于卡宾久兴不高兴地向这个演说家嚷道：
“就结束的安魂祈祷吧，看他的耳朵都要发青了。”
然后他拍拍我的肩膀，也夸了我几句：
“很好，对大家都很亲热，这就是的好处。所以即使有什么不对，莫说是打，就是骂也很难开口！”
大家都用和善的目光看着我，亲切地笑我那腼腆的样子。再过一会儿，也许我就会快乐得大哭起来了，因为我意外地感到我成了这些人所需要的人。但是恰恰也就是这天早晨，掌柜在铺子里摇着头对彼得·瓦西里耶夫说：
“这个讨厌的孩子，干什么都不行！”
像平时一样，我一早就到铺子里去，但午后掌柜却对我说：
“回家去，把库房屋顶上的雪扫下来，填到雪窖里去……”
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以为谁也不知道此事。作坊里庆祝我的仪式结束后，我便换了衣服，跑到院子里，爬到库房屋顶上去扫雪，把这个冬天积得厚实而又沉重的雪清理出去。但是，由于我当时太兴奋，忘记了把雪窖的门打开，结果雪落下去把门堵住了。我跳到地上，才发现这个错误，便马上清除门边的雪。雪又湿又结实，木铲子铲不动它，又没有铁铲子，结果把木铲子的把儿弄折了。就在这个时候，掌柜在院子门口出现了。正好印证了俄罗斯的一句谚语：“祸随福来！”
“竟然是这样，”掌柜走到我跟前讥讽地说，“就是这样干活的呀，见的鬼去吧！我得狠狠地揍这个笨脑瓜……”
他拿起木铲子的把儿向我挥过来，我后退了一步，并生气地对他说：
“我可不是雇来扫院子的……”
他把木棒子朝我脚边扔过来，我拣起一块雪打在他脸上，他哼了哼鼻子跑开了，我也扔下工作回作坊去了。几分钟后他的未婚妻从楼上跑下来，——这是一个轻佻的女人，空虚的脸上长满了粉刺。
“马克西梅奇，到楼上来！”
“我不去。”我说。
拉里昂内奇感到很奇怪，便小声问我：
“这是怎么啦？干吗不去？”
我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说了。他担心地皱起眉头，走上楼去了。走时他小声地对我说：
“唉，小老弟，太莽撞了……”
作坊里的人都嚷嚷起来，大骂掌柜。卡宾久兴说：
“喂，他马上就要把撵走了！”
这我并不害怕。我和掌柜的关系早就水火不相容了：他恨死我了，而且越来越厉害；我对他也无法容忍，但是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如此无理地对待我。
他常把一些硬币扔在地板上，我扫地时看见了就拾起来放在柜台上那个放施舍乞丐零钱的茶碗里。后来我猜到了之所以经常有这种拾物的缘故后，便对掌柜说：
“向我扔那些硬币，是枉费心机的！”
他勃然大怒，急不择言地叫嚷起来：
“用不着来教训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立即又纠正自己说：
“怎么，我故意扔硬币？那是它们自己失落的……”
他不许我在铺子里看书，说：
“这种脑袋瓜还念什么书！是个好吃懒做的人，还想当经学家吗？”
他并没有死心，还想用二十戈比的钱币来陷害我。我明白，要是我扫地时钱币滚进地板缝里去，他就一定认定是我偷了；所以我再一次提醒他停止这种把戏。就在这一天，当我提着开水从饭馆回来的时候，就听见他在唆使邻居一个新来不久的伙计说：
“去教他偷圣诗集，最近我们的圣诗集就要到货了，有三箱呢……”
我明白他说的是我。当我回到铺子里时，他们两人都很尴尬。除了这一迹象外，我还有另外一些根据怀疑他们在阴谋加害于我。
邻居这个伙计已不是第一次替他干这种事了，大家称他是一个滑头的生意人，但他有狂饮症，有一段时间他就是因为酗酒被老板赶走了，后来又重新雇用他。他是一个又干又瘦、身体虚弱的人，有一双狡猾的眼睛，表面上很温顺，一举一动完顺从着老板，胡子上总是挂着聪明的微笑，还喜欢说几句尖刻的话。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害牙病的人常有的那种臭味，尽管他的牙齿又白又结实。
有一天他竟让我大吃了一惊：他亲切地微笑着走到我面前，突然动手打掉我的帽子，抓住我的头发，于是我们便扭打起来。他把我从走廊上推到铺子里，并竭力要把我摔倒在摆放着许多大神龛的地板上。要是他得逞的话，我一定会把玻璃压碎，雕花弄破，也许还会把昂贵的圣像划破。但是他身体太弱，结果我制服了他。当时让我大为惊奇的是，这个长着大把胡子的男人竟坐在地板上，揉着被打破的鼻子，伤心地大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两家的老板都出去了，就留下他和我两个人。他用手揉着眼睛下面鼻梁上的肿块，和气地说：
“以为我自己愿意并乐意地把摔倒吗？我又不是傻瓜，我知道，会把我打败的，我是个体弱的人，又喝酒。这是老板叫我干的：他说，‘去吧，跟他干一仗，打架时尽量使他店里的东西多损坏一些，反正吃亏的是他们’。而我自己并不想这样干的。看我这张脸被弄成什么样子了……”
我相信了他的话，变得有些可怜他了。我知道，他跟一个经常打他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但我还是问他：
“要是人家叫去毒死一个人——也去干吗？”
“他会干的，”这个伙计带着可怜的冷笑小声说，“他也许会的……”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听我说，我身无分文，家里没有吃的，女人吵得很凶，朋友，从那里随便弄张圣像来，我拿去卖，行吗？肯吗？或者拿一本;cite;/cite圣诗集也行？”
我记起了鞋店和教堂的守夜人，我想，这个人会出卖我的！但又很难拒绝他，于是我就给了他一张圣像。价值几卢布的圣诗集我不敢去偷，我觉得那是要犯大罪的。有什么办法呢？道德中常常隐藏着简单的道理。《刑法典》的神圣朴质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这个小秘密，而在这个小秘密的后面却掩饰着所有制的极大虚伪。
当我听到我的掌柜唆使这个可怜人教我去偷圣诗集时，我吃了一惊。问题已经很清楚，我的掌柜已知道了我拿他的东西去送人情，邻居的伙计准是把圣像的事告诉他了。
拿别人的东西去做人情，这是卑劣的事；掌柜以此为我设下可恶的陷阱——这两者都引起我的愤慨，我对自己和对所有人感到厌恶。一连几天我都非常难受地等待着那几箱书运来。书终于到了，我到库房里去开箱。邻居那位伙计走了过来，要我给他一本圣诗集。
当时我问他：
“给圣像的事，告诉我掌柜了吗？”
“告诉了，”他无精打采地说，“老弟，我是什么事情都不隐瞒的……”
这可把我吓傻了，我顿时坐在地上，两眼直盯着他。他也尴尬地显出一副极端可怜的样子，连忙地说了些什么。
“知道吗，是掌柜自己猜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我的老板猜出来后告诉了掌柜……”
我觉得，这下我可完了——这些人是在蓄意陷害我。现在我一定会被送进少年管教所去了！既然这样，那就什么也无所谓了！既然落了水，就沉到水底下去吧。我把一本圣诗集塞到那个伙计的手里，他把它藏在棉衣下面就走开了。但是他马上又转了回来，把圣诗集扔在我的脚下就走了，说：
“我不要！我会跟一起完蛋的……”
我没有听懂他的话。为什么会跟我一起完蛋呢？不过他没有把书拿去，我倒很高兴。这件事之后，我那位小掌柜更爱对我发脾气，更怀疑我了。
拉里昂内奇上楼去的时候，我回想起了这一切。他在楼上待的时间不长，回来的时候显得更加垂头丧气，更加沉静了。晚饭前我们打了一个照面，他对我说：
“我替说了半天话，要求把从小铺调到作坊去，但没有成功，库兹卡不答应，他对很反感……”
铺子里我还有一个敌人——掌柜的未婚妻，她是一个极其轻浮的女人，作坊里所有的年轻人都跟她胡搞，在过厅里等着她，搂住她，她也不生气，只是像只小狗似的轻轻尖叫一声。她一天到晚嘴里都嚼着东西，口袋里总是装满了各种饼干，上下颔不停地在动；看着她那张空虚的 8138.quot; 脸和不安的灰色的眼睛，实在令人不快。她常常要我和巴维尔猜谜语，而谜底都是愚蠢的下流的；还要我们念绕口令，念出来的也是一些很不体面的话。9９lib?
有一次，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对她说：
“还真是不害臊，姑娘！”
她却快活地用一首下流小调回答他：
;sll姑娘若害臊;/sll
;sll她就嫁不了……;/sll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姑娘，很反感。她吓唬我，要跟我胡闹。她看我不吃她这一套，便越发纠缠我。
有一天，在地窖里，当时我和巴维尔正在帮她洗刷盛克瓦斯和黄瓜的木桶，她对我们说：
“小家伙，想不想我来教们亲嘴？”
“我比亲得还好呢。”巴维尔笑着回答说。我则对她说：要亲就跟未婚夫去亲好了。我的话说得不大客气，她生气了。
“啊哈，多么粗野呀！小姐跟他亲热，他却翘起鼻子来了！说，算个什么东西呀！”
接着她伸出手指威胁地补充说：
“喂，等着瞧，我要记住这个！”
巴维尔帮着我对她说：
“要是未婚夫知道的放荡行为，他定会收拾的。”
她那张长满粉刺的脸做出蔑视的样子。
“我才不怕呢！凭我这份嫁妆，可以找到十个比他强的人。一个姑娘也只有结婚前才能玩耍一阵子。”
于是她就同巴维尔玩耍起来了。从此以后，我也多了一个背后说我坏话的饶舌者。
我在铺子里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那些教会的书籍我已部读完，那些经学家们的争论和谈话也已引不起我的兴趣，他们说来说去还是那老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所知道的那种黑暗的人间生活，还像过去一样对我有吸引力，因为他讲得很有趣，充满激情。有时候我在想，那个孤独而又报复心很强的先知伊利沙;span css=quot;quot; data-note=quot;参见《旧约·列王纪下》。quot;;/span周游大地也是这个样子吧。
可是每当我把人家的事和我自己的想法坦率地告诉这个老头时，他总是很友善地听完我的话之后，便转述给我的掌柜听，而掌柜不是生气地嘲笑我，便是愤怒地辱骂我。
有一次我对老头说，我常把说的话记在本子上，我本子里抄录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和警句。这个经学家大为吃惊，赶紧走过来，不安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小孩子，这可不行！为了记住吗？不，别这样做，真是的！把笔记本拿给我看看，好吗？”
他缠了我许久，坚持要我把笔记本交给他，或者烧掉，然后又生气地跟掌柜嘀咕什么。
回家的时候，掌柜严厉地对我说：
“在记什么笔记呢？不许干这种事！听见了吗？只有密探才会干这种事。”
我不小心地问了一句：
“那么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
“他也在抄？这个高个子的傻瓜……”
他沉默了良久，然后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缓和的口吻说：
“听我话，把的和西塔诺夫的本子都交给我，我给五十戈比，只是不要让西塔诺夫知道，偷偷地……”
大概他坚信我会照他的意思去做的，再没有说什么，迈开一双短腿就跑到前面去了。
回家后我把掌柜的话告诉了西塔诺夫，他皱起眉头说：
“不该对他说这个……现在他一定会让什么人来偷的和我的本子。把本子给我，我把它藏起来……他很快就会把撵走了，瞧着吧！”
我相信这一点，因此决定，一旦我外祖母回到城里，我就离开这里。外祖母整个冬天都住在巴拉赫诺，是人家请她去教姑娘编织花边。外祖父又住在库纳维诺，我不到他那里去。他进城时也没来看我。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见了，他穿着一件笨重的貉绒皮袄，像神父一样神气十足地慢慢走来。我向他问好，他用手遮着眼睛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呀……现在是圣像画师了，是，是……好，去吧，去吧！”
他把我从道上推开，照样神气十足地慢慢地朝前走了。
外祖母我很少见到。她不停地干活，要养活衰老而又痴呆的外祖父，还要照顾舅舅的孩子。麻烦最多的是米哈依洛的儿子萨沙，他是一个漂亮的小青年，耽于幻想，喜欢读书，他在染房里工作，换了几家染坊了，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就吊在外祖母的脖子上，靠她养活，心安理得地等着外祖母为他找到新位置。萨沙的姐姐也拖累着外祖母，她不幸地嫁给了一个酒鬼工匠，她常挨打，并被赶出了家门。
每次见到外祖母时，我就更从心底里叹赏她的心灵之美，但是我也感觉到这种美好的心灵已被童话蒙住了眼睛，她已看不见，也不能理解苦难现实的现象，因此我的焦虑和激动她也不能体会。
“要忍耐，阿廖沙！”
当我详细地给她讲述了丑恶的生活、人们的苦难、令我心烦郁闷的一切之后，她唯一能给我回答的就是上面的这句话。
我不善于忍耐，即便有时会表现出一点这种畜生的、木头的、石头的德性的话，那也只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为了要知道自己力气的储存量和它在地球上的坚实度而已。有时候，那些半大孩子就是凭借愚笨的血气之勇，羡慕大人的力气，试图举起超越自己筋骨所能承受的重物，夸口要像成年的大力士那样，试图把两普特重的秤砣交叉地挥动起来。
不论在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不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这一类的事我都做过，只是多亏了偶然的幸运，我才没有遭到致命的重伤，没有成为终身的残废。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要比忍耐、比屈从于外在条件的力量更可怕、更使人残废的了。
如果我最终还是成为一个残废者躺在地里的话，我在临终时也还要不无自豪地说，那些好心人虽然四十年来认真要使我的心变成残废，但他们的辛勤劳作并不成功。
一种狂热的愿望越来越厉害地控制着我：去干些恶作剧的事，叫人家高兴，让人们发笑。我有时也做到了这一点：我会扮演尼日尼市场上那些商人的脸相，讲述有关他们的故事；我会模仿那些农夫农妇买卖圣像时的样子，我的掌柜如何巧妙地蒙骗他们，经学家们如何吵架等。
作坊里的人都放声大笑，工匠们常常扔下工作，看我的表演。不过这种表演之后，拉里昂内奇总是来劝告我：
“还是在晚饭后再表演吧，不然要影响工作的……”
“演出”结束后，我感到轻松一些，如释重负。有那么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头脑里觉得空闲愉快，可是后来又觉得脑袋里装满了许多尖利的钉子，它们在钻动，脑袋发烫。
在我周围好像有一锅肮脏的稀粥在沸腾，我觉得我也慢慢地在里面被煮得稀烂了。
我在想：
“难道整个生活都是这个样子吗？我也要像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而找不到也看不到任何改善吗？”
“马克西梅奇，变得爱发脾气了。”日哈列夫认真地看着我，对我说。
西塔诺夫也常问我：
“怎么啦？”
我无法回答。
生活顽固而又粗暴地把我心灵中最好的文字抹去了，阴险地用某些无用的废物取代了它。我愤怒而又顽强地抵抗这种强暴。我和大家一样漂浮在同一条江河里，但是对我来说，河水太冷了；这河水又不能像浮起别人那样轻易地把我浮起来，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会沉到深水底下去。
人们对我越来越友好，他们对待我不像对待巴维尔那样大喊大叫，也不任意支使我；为了表示对我尊敬，他们都用父称叫我。这些都很好。不过我也难受地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喝酒，他们喝酒后的那种讨厌的样子，以及他们对待妇女的那种病态态度。尽管我也知道，在这样的生活中，酒和女人是他们唯一的乐趣。
我常常痛苦地想起，连那位最聪明最勇敢的娜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也说女人是一种乐趣。
这样说的话，那么我的外祖母呢？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想起“王后”，我有一种近乎恐惧的感情，她与大家如此不同，就好像我是在梦里看见过她。
我非常之多地想到女人，而且已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下一个节日我是否也到大家常去的那个地方去？这并不是一种肉体上的要求，我是一个健康而且喜欢洁净的人，但有时候我也发疯似的想去拥抱一个温柔聪慧的人，像对母亲一样坦率地、没完没了地向她诉说我的彷徨不安的心灵。
我很羡慕巴维尔，他每天晚上都告诉我他同对面房子的女佣人的爱故事。
“兄弟，是这么回事。一个月之前，我还不喜欢她，还往她身上扔过雪球，可是现在我却坐在板凳上紧偎着她，再没有人比她更亲爱的了。”
“们谈了些什么？”
“当然什么都谈。她对我说自己的事，我也对她说我的事。完了我们就接吻……不过她很正派，兄弟，她真好！……喂，抽烟已像个老兵了！”
我抽烟抽得很多。烟叶可以麻醉人，可以平息不安的思绪和惊慌的感情，幸好伏特加酒的气味我不喜欢，所以我不喝伏特加酒，而巴维尔却爱喝，他喝醉了就伤心痛哭：
“我想回家，回家！放我回家吧……”
我记得，他是个孤儿，他的父亲和母亲去世得早，又没有兄弟姐妹，从八岁起他就寄养在别人家里。
在这种心绪动荡不满的时候，加上春天的召唤，更让我情绪激越，我决定再到船上去干活，等船开到阿斯特拉罕时，我就逃到波斯去。
为什么要到波斯去？——我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了，也许是因为我很喜欢波斯商人的缘故吧！因为我在尼日尼市场就见过他们：他们席地而坐，活像一尊尊雕像，染过色的胡子展现在太阳光中，平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好像什么都看得透似的。
也许我会逃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在复活节的一周里，有一部分工匠回老家去了，回自己村子里去了，留下来的人则老是喝酒。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到奥卡河边去散步，就在这里我遇见了我原来的老板，我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一件薄薄的灰大衣，两手插在裤袋里，嘴里叼着烟卷，帽子扣在后脑壳上；他那张愉快的脸对我做出友好的微笑，一副令人喜欢的样子，自由，欢快。在这旷野里，除我们两人之外，没有别的人。
“啊，彼什科夫，基督复活了！”
我们（按节日的规矩）接吻了三次，然后他问我生活得怎样，我也坦白地告诉他：作坊、城市，以及其他一切我都厌倦了，我决定到波斯去。
“别这样，”他严肃地对我说，“那边有啥呀，波斯？见鬼去吧！老弟，这方面我知道，我在这种年纪时也曾想过远走高飞！……”
我喜欢他这种说话开门见山、非常爽快的风格。他身上有一种很好的春天的气息，很像一个逍遥派。
“抽烟吗？”他问我，把一个装着粗大卷烟的银色烟盒递给我。
这就彻底把我战胜了。
“喂，彼什科夫，重新到我这里来吧！”他提议说，“老弟，我今年在市场上接了四万多个包工合同，明白吗？我要派到市场上去当监工，接收部材料，监管材料是否按时到位，防止工人偷窃。行吗？薪水每月五卢布，另外每天五戈比的午餐费。跟我们家的两个女人不相干，早出晚归，不用管她们！只是别对她们说我们见过面。只要在福马周;span css=quot;quot; data-note=quot;复活节后第一周。quot;;/span的星期天来就行了。”
我们像朋友一样地告别了。临别时他握了握我的手，离开时甚至还远远地很有礼貌地挥了挥帽子。
当我在作坊里宣布我要走的消息时，大多数的人开始时都表示惋惜。这是我的荣幸。巴维尔特别激动。
“喂，想一想，”他责备我说，“跟我们一起过了那么久了，现在却要同各式各样的乡下人混在一起！木工，油漆工……唉，呀！这就叫‘有官不当当小卒’。”
日哈列夫嘟哝道：
“鱼儿还往深处游，一个好小伙却偏要往窄处走……”
作坊里给我举办了告别会，气氛是忧郁而愁闷的。
“当然，什么事情都应该试一试。”日哈列夫说，他喝了酒后脸色发黄，“不过最好还是看好了某件事之后，就立即抓住不放……”
“并且干它一辈子。”拉里昂内奇也小声补充了一句。
不过我觉得，他们说得有些勉强，好像只是为完成一种义务似的，我和他们连在一起的那根线好像立刻就霉烂了，断裂了。
喝醉了的戈果列夫在高板床上翻来覆去，哑着嗓子说：
“真希望们都进监狱！我知道秘密。这里有谁信上帝呢？啊哈……”
跟平时一样，墙边放着一些尚未画完的没有脸部的圣像，天花板上粘着各种玻璃球，早已不带灯作业了，玻璃球也没有用了，已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煤烟。周围的一切我都还牢牢地记得，就是闭上眼睛也能看见黑暗中的整个地下室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一束束带着笔套的毛笔，圣像，屋角里的脏水桶，那个消防帽似的铜洗脸盆，从高板床上垂下来的戈果列夫的像淹死鬼的发紫的赤脚。
我真想早点离开，但是俄罗斯人总是喜欢延长悲哀的时间，告别时也总像做安魂祭一样。
日哈列夫皱着眉头对我说：
“ href='/article/4896.ht#039;《恶魔》这本书我不能还给，愿意二十戈比让给我吗？”
书是我个人的，是一位老消防队员送给我的，我舍不得把莱蒙托夫的这部作品送人。但当我生气地拒收他的钱时，日哈列夫却平静地把硬币收回钱袋里去，坚决地说：
“随的便吧，不过书我是不会还给的！这本书对不合适，带着这本书很快就要倒霉的……”
“可是这种书在书店里也有卖呀，我看见过！”
但他还是非常恳切地对我说：
“这不能说明什么，商店里还有手枪卖呢……”
就这样，莱蒙托夫这部作品他始终没有还给我。
我上楼去要跟老板娘告别，在门厅里碰见了她的侄女，她问道：
“听说要走了？”
“我要走了。”
“若不走，也会被赶走的。”她对我说。虽然说得不大客气，倒也说了实话。
醉醺醺的老板娘则说：
“再见了，愿上帝保佑吧！不是个好孩子，太粗鲁，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的坏处，可是大家都说不是好孩子。”
接着，她忽然哭了起来，含着眼泪说：
“要是我已;dfn..;/dfn故的丈夫还活着，我那甜蜜的心肝宝贝准会揍一顿，敲的后脑勺，但他会留下，不会赶走！可如今都变了样子了，有一点不合适，就叫人滚蛋！唉，到哪儿去呢？孩子，何处安身呢？靠什么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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