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搜索 国富论 或 国富论 本站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
由于货币具有双重作用，所以人们就普遍认为财富是由货币构成的。货币不但是价值尺度，还是进行交易活动的媒介。它在作交易媒介时，人们可以通过它很容易地取得自身所需的物品，这种便利性是其他任何商品都无可比拟的。所以，人们总认为赚取货币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人们看来，只要有货币，就可以没有障碍地购买任何物品。当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时，可以用来估算各种商品的价值。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多货币，那他就是人们眼中的富人；而要是一个人只占有极少的货币，那他就是穷人；至于那些俭朴或是想发财的人，则会被人们看成财迷；而那些花钱不谨慎的奢侈者，则是人们眼中的淡泊金钱者。发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拥有大量货币。总之，通俗地说，财富与货币几乎是同义词。
人们在看富足国家时，也往往和看富人一样，认为富足国家一定拥有大量货币。积蓄金银的做法，在任何国家都是致富的捷径。在发现美洲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西班牙人每到一个陌生海岸，所侦察的第一个情报都是问附近有没有发现金银，从而判断该地有无殖民乃至征服的价值。法兰西有一位国王，曾经特派了一位大使去拜见成吉思汗的一位王子。这位大使是个僧人，叫普勒诺·卡布奇诺，据他回忆说，鞑靼人经常问法兰西的牛羊多不多。鞑靼人问话的目的，和西班牙人的问话目的相同，是想知道对方是否富足到值得他们去征服。鞑靼是个牧畜民族，和其他牧畜民族一样，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货币有什么用途。他们进行交易的媒介和价值尺度，只有牲畜。所以，在他们眼里，牲畜就是财富，就像西班牙人认为金银就是财富一样。不过，在这两种看法中，接近真理的看法也许是鞑靼人的看法。
货币与其他各种流动资产的区别，洛克先生曾经论述过。洛克先生认为，其他各种流动资产很容易被消耗，所以固定在它们身上的财富是不太可靠的。就拿一个国家来说，即使它今年拥有大量的流动资产，并且没有资产输出，只是大肆挥霍，也可能会造成明年的流动资产的短缺。货币则相反，它就像朋友一样可靠。虽然货币会在不同的人之间流转，但只要它没有流到国外，那它就不容易被消费掉。因此，洛克先生认为，货币的坚固性和可靠性，比其他流动资产都强；也正因为如此，一国增加其政治、经济的大目标，就应该是增加货币的数量。
还有一些人认为，只要一国脱离了世界，那么无论其国内有多少货币在流通，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认为，用货币购买的消费品，可以再拿去换货币，只是换得的货币量多少会与之前花费的货币量不同而已；至于该国的实际富裕程度，则完由消费品的多少来决定。但是，那些与外国有联系的国家，特别是一些有时不得不因对外战争而在远地维持海陆军的国家，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国家认为，只有送出货币，才能维持远地的海陆军。但是，要想送出货币，那么其国内先得有大量货币才行。所以，这类国家在和平时期，都尽力积蓄金银，以便在万一发生对外战争的情况下应急。
由于人们普遍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同义词，所以欧洲各国都想尽了一切办法，以研究出能够积蓄国内金银的方法。不过，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出产金银这类金属的主要矿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国的金银市场，主要在欧洲。有一段时间，这两国为了禁止金银的输出，曾经制定了严厉的刑罚，甚至大幅提高了关税。这类禁止金银输出的方法，也曾被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采用过。我们曾在苏格兰古代的一些议会法案里，意外地发现了用重刑禁止金银外输的法律条文。古代的法兰西和英格兰，也曾经实施过同类政策。
如果这种禁令出现在商业国，就会给许多商人带来不便。因为，金银是他们从外国购买货物最方便的媒介，它们比其他任何商品都更适合用在对外贸易中。另外，用货币把这些货物输入本国或其他国家，也是最便利的。进行对外贸易的商人们，认为这种禁令妨害了他们，所以对这种禁令持反对态度。
第一，在商人们看来，虽然购买外国货物需要输出金银，但国内的金银量未必会因此而减少，反而有可能增加。因为，国内根本消费不了那么多剩余生产物，如果把它们运输到国外进行销售，反而可以得到高额利润。这么一来，商人就可以带回更多的金银。托马斯·孟曾经比较过这种国外贸易与农业耕作的区别，他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只看到农夫在播种时节播撒了许多优质谷物，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他是个狂徒；但是，等到收获时节，我们就会认为他这么做不但有价值，而且能够得到很大的收获。农夫播撒种子并努力耕作的目的，就是收获。”
第二，商人们认为，这种禁令根本阻止不了金银的输出。原因是，金银不但价值大，而且体积非常小，走私起来相当容易。在商人们看来，防止金银输出的唯一方法，就是适当地控制贸易差额。当一国的输出大于输入时，差额部分就由外国以金银偿还，这么一来，国内的金银量就会增加。而当一国的输出小于输入时，差额部分就由本国以金银支付，这样，国内的金银量就减少了。所以，如果随意禁止输出金银，那么不但不能有效地防止金银的输出，反而有可能遭受增加金银输出的危险，或是加大金银输出的费用。因此，这种禁令不但会使汇兑不利于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还会增大外汇购买者的风险。因为，售卖外汇的银行不仅要承担运送货币必须承担的风险和运费，还要承担由违反禁止金银输出的法律所带来的意外风险，而所有费用的总和，最终都要由外汇购买者来承担。当汇兑给一国造成不便时，贸易差额也会不利于该国。
当一国处于贸易逆差的困境时，该国的货币价值也必定会远远低于贸易顺差国。例如，如果英、荷两国的汇兑有百分之五都对英国不利，那么两国在进行汇兑时，一百零五盎司英币，就只能换得价值荷币一百盎司的汇票，而换不到相等数量的汇票。既然一百零五盎司的英币只能换到一百盎司荷币，那么它所能购买的荷兰货物，自然也只等于一百盎司荷币所购买的量。反过来也一样，即一百盎司荷币所能购买的英国货物，只等于一百零五盎司英币所购买的量。总之，由于出现了这种汇兑差额，所以即便是同样的货物，在由英国售给荷兰时，价格就相对低廉，换回的荷兰货币也相对较少；而由荷兰售给英国时，价格则相对较高，换回的英国货币也相对较多。因此，贸易差额极不利于英国，英国要弥补这些差额，必须向荷兰输出更大数量的金银。
上述商人们的理论，一部分有道理，另外一部分纯属强词夺理。其中，认为贸易上的金银输出对国家有利，以及认为禁令不能阻止金银的有利输出，都是对的；而认为保持或增加本国的金银量，比保持或增加其他有用商品更需要政府关心，则是强词夺理的。在这些商人看来，除金银之外的其他商品的供应量，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得到适当的调节，无须政府投入与关心金银等同的注意力。这些商人还说，高价汇兑必然会给贸易差额造成更加不利的影响，甚至使金银大量输出。这种说法，明显也是强辩。这种高价汇兑，的确给欠外国债务的商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为他们在购买外汇时，付给银行的价格也要随着这一高汇兑而抬高。但是，即使银行会因为要承担违背禁令的风险而索取额外费用，国内货币也未必会因此而流入他国。这类费用一般只有在走私时才须支付的，而且它会留在国内，而不会在所需汇出的数目之外再增加任何费用。高价汇兑，同时还会使商人为了努力平衡输出和输入，尽量缩小自己的支付额；并通过提高进口货物价格的手段，产生类似课税的作用，从而减少进口货物的消费量。因此，高价汇兑并不会增大贸易逆差，反而会减小贸易逆差，最终减少金银的输出量。
不过，听取了商人们的上述理论的人，却相信它们是对的。陈述那些议论的人，是商人这类被认为是了解贸易的人，他们向国会、王公、贵族和乡绅们陈述他们的心得，因为听者认为自己完不知道这些问题。无论是贵族还是乡绅，都从经验中知道了国外贸易可以增加国民财富，但他们却不知道国外贸易是如何增加国民财富的。
商人则刚好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国外贸易中得到财富的。他们有义务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至于了解国外贸易是如何增加国民财富的，并不是他们的义务。他们只有在请求政府改订国外贸易法案时，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时，他们必须陈述现行法律对国外贸易的不利影响，并描述改订法律后国外贸易能够带来的有利结果。他们对有权决定要不要改订法律的裁判官说，即使存在这种法律，国外贸易也照样可以从外国带回货币；但是，如果废止或改订这种法律，国外贸易从外国带回的货币就会更多。这个说法，令裁判官十分满意，于是，这种议论的预期目的最终就达成了。
法兰西和英格兰，只限制本国铸币的输出，不限制外国铸币和金银块的输出。而荷兰和其他一些地区，甚至连本国铸币的自由流动也不加以限制。政府不再将其注意力都放在禁止金银输出上，而是更加注重对贸易差额的监控，并视贸易差额为引起国内金银量增减的唯一因素。如果说禁止金银输出是一种毫无结果的监督，那么监控贸易差额，也同样是一种毫无结果的监督，而且后者的复杂度和困难度都超过了前者。托马斯·孟所写的《英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财富》，如今成了所有商业国政治、经济的根本准则。
而国内贸易，尤其是那些能够以同量资本提供最大收入，并为本国人提供最大就业机会的国内贸易，却被人们看做了国外贸易的辅助贸易。原因是，人们认为国内贸易只能使货币在国内流通，因此，国内贸易只有在能够对国外贸易造成间接影响的情况下，才能增减一国的财富。
当一国没有葡萄园却又需要葡萄酒时，就得从外国输入葡萄酒；同样地，没有矿山的国家如果需要金银，无疑也要从外国输入金银。政府好像没有必要在某一物品上集中注意力，同时又偏离另一物品。只要一国需要葡萄酒，而它又有购买这些葡萄酒的资财，那么它的需求最终会得到满足；同样地，只要一国有购买金银的资本，它就可以购买到金银。金银和其他所有商品，都须花费一定的费用才能购买到。由于金银是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尺度，所以其他商品的价格也就是金银的价格。无须政府的额外关心，自由贸易就会按照人们的需要，给人们提供葡萄酒，这一点我们完可以相信；此外，自由贸易还会按照人们的购买力和使用程度，提供相应数量的金银，从而使商品流通或其他用途可以顺利地实现。这一点，我们同样有把握相信。
生产某种物品并使其上市，需要支付地租、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一国由人类劳动购入或生产的商品量，自然会按照其有效需求得到自行调节。也就是说，人们对商品的需要总量，会根据该商品生产并上市所需的地租、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进行自我调节。这种根据有效需求来进行的自我调节，最容易对金银起作用，而且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准确的。原因是，金银不但价值大，而且体积小，最容易从价廉或有效需求过多的甲地，运输到价高或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乙地。比如，如果英格兰对黄金的有效需求不能完得到满足，那么这一需求就需要通过输入金银来得到满足。这时，可以用一艘客货两用的定期邮轮，从里斯本或其他黄金销售地购买五十吨黄金，再把它们运回国内，铸成五百多万几尼的货币。但是，如果是运输同等价值的谷物，那么即使按照五几尼能换一吨谷物来计算，也需要一艘载重为一百万吨的船舶才能运完这些谷物；即使是用载重一千吨的船舶来运输，也需要一千艘船舶才能运完；就算用上英格兰部的海军船，也运不完这么多谷物。
当一国输入的金银量超过其有效需求时，金银自然就 4f1a.quot; 会输出，就算政府再怎么保持警惕也无法阻止。就拿西班牙和葡萄牙来说吧，它们的金银输出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干预而减少。再说秘鲁和巴西的金银量，由于金银的输入源源不断，使得这两国金银的量超过了其有效需求，所以这两国的金银价格自然就比邻国低了。相反，如果一国的金银量不足以满足其有效需求，那么该国的金银价格，自然会比邻国高，这么一来，政府根本就无须操心输入金银的事；就算政府竭力阻止金银的输入活动，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莱克加斯为了阻止斯巴达的金银输入活动，曾经制定了一些限制金银输入的法律。但是，这些限制，最终都被斯巴达人充沛的购买力给冲破了。同样地，英国为了阻止商人输入荷兰和戈登堡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也制定了严峻的关税法，但也没有收到成效。原因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比荷兰和戈登堡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昂贵。通常情况下，茶叶的价格都是用银来计算的，一磅茶叶的最高售价是银币十六先令，而一磅茶叶的体积，却比十六先令大一百倍；如果用金币来计算茶叶的价格，那么一磅茶叶的体积，就是等值金币体积的两千倍以上。所以，走私的茶叶越多，走私的困难就越大。尽管如此，也没能阻止茶叶的走私。
有些货物即使存货充足，也会因为体积的影响而不能被随意转移到存货不足的市场。但是，金银就不同了，它可以非常容易地从金银丰足之地转移到金银缺乏地。金银价格和其他大部分货物的价格相比，前者一般不易变化，而后者则会随存货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究其原因，有一部分就是金银容易运输。当然，金银的价格并不是没有一点儿变化的，它只是变化得比较缓慢而已，而且一般都是渐进式的统一变化。比如，即使一个人没有多少证据，他也可以说：由于欧洲在本世纪和上世纪不断从西属西印度输入金银，所以欧洲金银的价值渐渐下跌了。只有像发现美洲这类能够带来商业革命的巨变，才能突然改变金银的价格，并使其他货物的售价立即发生显著的变化。
即便如此，一个缺乏金银的国家，也可以方便地补足其缺乏的金银量，只要它拥有足以购买金银的资财。如果制造业缺乏原料，那么它必然会陷于停产的境地；如果国内缺乏粮食，人民就要忍饥挨饿。但是，如果缺乏货币，那么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活动，就可以用物物交换来代替；或者以赊账的方式来进行买卖，只要按月或按年清算就可以了；还可以通过发行纸币来代替货币。不过，物物交换非常不方便；赊账则方便多了；而用纸币来代替货币，则方便且能带来一些利益。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分析，一国都没必要为如何保持或增加国内的货币量而操心。
不过，当货币稀少时，人们普遍都会抱怨。打个比方，那些既没有资财购买葡萄酒，又没有借贷信用的人，经常会有缺乏葡萄酒的感觉。而对缺乏货币的人来说，缺乏货币的感觉就像缺乏葡萄酒一样。相比之下，那些既有资财又有信用的人，则很少会觉得自己缺乏货币或葡萄酒。不过，那些抱怨货币缺乏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浪子，他们也有自己的打算。有时候，有缺乏货币感觉的，并不止个人，甚至连整个商业城市及其邻近地区，都普遍有这种感觉。
造成货币缺乏的原因，就是过度营业。如果经营者不是按照其资本制定经营计划的，那么即使他再稳重，其经营结果也会和浪费者一样，不但缺乏资财来购买货币，也失去了借贷货币的信用。因为，在实现计划之前，他就耗尽了资财、用完了信用。就算他四处去借钱，也借不到。
不过，即使人们普遍抱怨缺乏货币，也不能就此推断国内的金银流通失常了，这只能说明许多人都渴望得到金银，却又无力支付获得金银的代价罢了。贸易利润的偶然增大，对大小商人都是一种诱惑，最终使得他们极容易犯过度营业的错误。由于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本，所以他们就通过赊账的方式，从国内外输入数量超常的货物，再运到遥远的市场上去卖，以求收回赊购货物的代价。只有收回了这些代价，他们才能有购买货币的资财和借贷货币的担保品。人们普遍抱怨缺乏货币，并不是因为真的缺少金银，而是因为债权人担心收不回借款，所以不肯向借款人放贷。
财富无疑是由货币或金银构成的，如果有人对此产生怀疑，于是力图证明财富是由货币所购得的货物构成的，并认真地说明货币只有在购买货物时才有价值，那么他的看法未免过于可笑。货币无疑是国民资本的一部分，但它通常只占了一小部分，而且它往往不能创造什么利润。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阐述过了。
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商人往往会觉得用货币来购买货物，比用货物来购买货币更容易。究其原因，并不是货币是构成财富的主要成分，而是货币是通用的交易媒介，可以容易地换得其他所有物品。不过，要取得货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另外，大部分货物的磨损都比货币的磨损大，保存它们往往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当商人把货物而不是货物的价格存在手上时，他更容易产生对货币的需求，而且这一需求往往是他用货物所不能应付的。另外，由于他的利润大多来自卖货所得，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先急着用货物换取货币，然后才会考虑用货币来购买货物。所以，货物有时会大量积压在仓库里无法售出，从而使得个别商人破了产。
不过，一些商人的库存积压，是绝对不会使一国或一个地方遭受破财之灾的。因为，商人的资本，往往是由那些要用来购买货币的易损货物构成的。但是，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就不同了，它有极大一部分都用在了国内流通和消费上，只有极小一部分是用于从邻国购买金银的；即使是运往外国的剩余生产物，大部分也都用在了从外国购买其他货物上。所以，即使预定用于购买金银的货物卖不出去，一国也不会因此而破产。当然，该国难免会因此而遭受一些损失和不便，甚至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来替补货币，但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却几乎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因为，即使货币因货物库存积压而减少了，一国用于维持自己消费的资本也仍然能够保持和以前差不多的量。
虽然用货物交换货币的交易，并不会总比用货币交换货物容易，但前者从长远来看，却比后者更有必要。货物除了可以购买货币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用途；但是，货币就不同了，它只有购买货物这一种用途。于是，货币必然会以货物为中心，而货物却不一定要以货币为中心。一个人用货币购买货物，往往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或使用，而不是倒卖这些货物；而出售货物的人就不同了，他们总是大量购买货物，然后再把这些货物都卖出去。对前者而言，购买到货物即算完成了他的货物流通任务；而对后者来说，售卖货物顶多也只能算是完成了他所承担的一半任务。人们会需求货币，并不是因为货币本身有价值，而是因为货币能换得他们所需的物品。
可消费的物品，很容易就会被破坏；但金银就不同了，它具有极大的耐久性，可以长时期地保存，还可以在无输出的情况下慢慢积累起来，从而大大增加国民财富。这样看来，用耐久商品去交换易损商品的贸易，好像是最不利于国家的贸易。不过，极耐久的物品并不只有金银，还有铁器这类物品。就拿英国的铁器来说吧，如果保证不输出铁器，那么经过长期的大量积累之后，国内的铁器量就会远远超过其有效需求。但是，如果我们用它来交换法国葡萄酒，那么这种贸易反而是有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铁锅只是一种烹调食物的工具，其用量是受实际用途限制的，没必要大量增加其产量；即使食物的数量增加了，因而需要增加铁锅的数量，那也是非常容易的。只要从;tt..t增加的食物中拿出一部分，用以购买铁锅，或是用来维持制造铁锅的工人工资，就可以增加铁锅的数量。
明显地，一国的金银量也是受其实际用途限制的，不是以铸币的形式流通，就是被制成器具。决定一国有多少铸币的因素，是国内借铸币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当商品价值增加时，商品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也会相应增加，这时，一部分商品就会被运到外国去，以换取当地的金银铸币。大家都知道，金银器的数量，取决于国内的富人数目和国民财富。当富人数目与国民财富增加时，增加的一部分财富就有可能会流入其他地方，以换取当地的金银器。我们不可能要求富人购置超过他们需求的厨具，因为这么做并不能增加富人的快乐，也不会增进家庭食品的数量和质量，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同样地，如果我们要求一国通过输入或保留超过其需求的金银来增加其国民财富，也是幼稚可笑的，因为这么做必然会减少体国民的衣、食、住开销。
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即无论金银是以铸币还是器具形式存在的，它都是一种用具，其作用与厨具类似。如果金银的用途增加了，而且靠金银流通、支配和制造的消费品也增加了，那么金银量就一定会随之增加。至于其他的非常手段，根本不能增加金银的数量。因为，金银的数量，取决于它的用途。因此，如果有人非要用非常手段来增加金银的数量，那么金银的用途一定会减少，甚至连金银的数量也会减少。当累积的金银量超过其有效需求时，金银就会立即流入国外，任何法律也阻止不了它的流动。因为，金银体积小且价值大、;rk藏书网;/rk容易运输，如果闲置不用的话，损失就非常大。
进行对外战争的国家，不一定非要靠积累金银来维持派往远地的海陆军。事实上，只有可消费物品，才真正能够维持海陆军的生活。而在远地购买这些可消费物品供海陆军消费的手段，就是国内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即本国每年土地、劳动和可消费资本的总收入。一国有了它，就能维持对遥远国家的战争。
进行对外战争的国家，可能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为派往远地的军队提供粮饷。一是运送一部分累积金银去国外；二是运送一部分制造品去国外；三是运送一部分土地原产物去国外。
至于一国积累或贮藏的金银，我们不妨将其分为三种。一是用于流通的货币；二是供私人使用的金银器；三是由多年节俭而积累起来的国库货币。很少能从流通的货币中节省出金银，因为用于流通的货币，一般很少会有较大的剩余。一国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所要求的货币量是一定的，一般不会超过将货物流通和分配到真正的消费者手上所需的量。货币流通的渠道有很多，必然能够吸引到足够的货币量。但是，货币量一旦够用，市场的货币容量就会饱和，不可能再容纳更多的货币。当一国进行对外战争时，通常会从多种货币流通渠道中抽出一部分货币。
由于许多人都被派到了国外，所以国内的人数就大大减少了，于是维持国内人民生活的货物量也就减少了。既然国内流通的货物量减少了，那么货物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也必然会跟着减少。这时，各国政府通常会大量地发行纸币。例如，英格兰就曾在这种情况下发行了一部分债券，如财政债券、海军债券和银行债券。自从这些纸币代替金银在国内流通之后，一国运往外国的金银量，就大量增加了。不过，对外战争的耗费是巨大的，如果战争再持续几年，就不能再用上述办法来维持军队了。至于熔解供私人使用的金银器，更是杯水车薪。法兰西在进行上次战争时，曾经用过熔解金银器的方法来补贴军饷，却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利益，反而损失了部分铸造费用。
以往还有君王大量累积财宝，从而使该国有了一个耐久的丰富资源；可到了今天，欧洲只有普鲁斯国王以累积财宝为政策。
本世纪发生了许多次对外战争，耗用的财力和物力等资源，也许是历史上最大的。这些战争的维持资金，好像很少是从流通货币、私用金银器或国库货币这三种货币形式中取得的。就拿上次的对法战争来说吧，英国在战争中花费了九千多万镑，其中大部分都是新募的国债，有七千五百万镑之多；还有就是土地附加税，即在土地的原有税额上再增加二先令；再有就是每年从还债基金中借用一部分款项。这笔款项的三分之二以上，都用在了德意志、葡萄牙、美利坚、地中海各口岸，以及印度群岛等国家或地区。
当时的英格兰国内，既没有金银储备，也没有多少金银器。国内流通的金银量，估计最多也只有一千八百万镑。但是，自从最近进行了金币改铸之后，金银流通量就增加了。根据我们所知的最夸大统计可知，英国所拥有的金银量合计有三千万镑之多。如果战争所用的货币，都是英国的货币，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个统计数据推断：在六七年内，这个数目的金银量，在国内至少流通了两次。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就说明政府根本没必要把注意力放在保存货币上。因为，既然国内的部货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至少流通两次，那么累积资金就会比较容易。在这段时间内，货币的流通量并没有比平时少，对于那些有资力的人，在换取货币的过程中，很少会有缺乏货币的感觉。对外贸易的利润，在战争时期要比平时大，且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尤其巨大。这种情况，使得英国各口岸普遍出现了过度营业的现象，因而导致了人们开始抱怨货币的不足。所以，抱怨货币不足的现象，常常是伴随着过度营业发生的。许多借款人都因为既无资力又无信用，而普遍觉得缺乏货币，从而使得债权人也认为款项一旦借出就再难收回了。不过，那些有资财换取金银的人就不同了，他们一般都能以自身拥有的资财换到金银。
由此可见，上次战争所消耗的巨大费用，大部分都来自商品输出，而不是金银输出。在商人和政府订立契约，要求政府汇款至外国时，商人还会另外要求国外的汇兑处给自己开一张期票。商人为了支付这张期票，会尽力把商品运到某国去出售；如果这些商品不能满足该国的需要，他就会设法把它们再运到第三个国家去出售，以偿还自己欠政府的债务。运输商品去国外市场销售，一般都能得到可观的利润；而运输金银去国外销售，却很难获利。在商人把金银运去国外，然后用它购买外国商品的过程中，能够给商人带来利润的，并不是购买外国商品，而是出售外国商品。但是，如果商人运出金银只是为了还债，那么他就得不到外国商品，自然也就谈不上从外国商品中得到利润了。所以，他自然会为了偿还外债而绞尽脑汁，最终决定输出商品。著有《英国现状》一书的人说过，英国在上次战争中输出了大量货物，却没有运回任何商品。
商业大国输入输出的金银除了上述三种之外，还有大量用于经营国外贸易的金银块。这种金银块与货币差不多，货币可以在国内流通，金银块则可以在各商业大国之间流通，它是各个商业大国通用的货币。货币的流通量和流动方向，取决于本国境内流通的商品量；同样地，金银块的流通量和流动方向，取决于各商业大国之间流通的商品量。货币和金银块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为交换提供便利，只是货币是在同一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流通的，而金银块则是在不同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流通的。
在上一次的战争中，也许就曾动用过一部分原本用于商业大国的物品流通的金银块。当战争面爆发时，人们自然会认为金银块的流通量和流动方向不同于和平时期。大量的金银块，都是在战场周围流通的。因为，交战国军队不可能到远处去购买粮饷，战场周围或是邻近国家就是他们的购物市场。英国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的金银块。但是，英国无论花费多少金银块，其每年的金银块输入量还是非常大。这些金银块，不是用本国物品换来的，就是用本国商品换取的其他物品换来的。所以，英国进行战争的基本资源，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商品，或者说是来自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人们自然也会认为这么大的费用都来自巨额的年产物。就拿1761年的费用来说吧，这笔费用高达一千九百万镑以上。这么大一笔费用，是任何金银的累积都支付不了的，金银块也同样支付不了。从最可靠的统计数据可知，每年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输入的金银，一般都在六百万镑左右；即使多于六百万镑，也不会多出太多。其中有几年的金银输入量，要是用在上次战争中，甚至不够维持四个月的军队开支。
驻守远地的军队给养，要在当地购买。为了购买这些给养或金银块，需要输出大量国内商品。最适用于这类输出的商品，一般是精巧的工业制品。这类工业制品不仅体积小，而且含有很大的价值，一般不用额外花多大的费用就可以运到遥远的地方去。如果一国每年都能生产大量的这类剩余工业制品，那么即使其国内没有足够的金银可供输出，该国也可以长期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事实上，每年剩余的制造品，有极大一部分都必须在这种情况下输出。这种输出，只给商人带来了利润，而几乎没有给国家带来利润。因为，政府为了维持战争，需要支出一部分资金给商人，从商人那里购买外国期票来维持驻守在外国的军队。
不过，并不是所有工业制品的输出都不能为国家创收。政府在战争时期，会成倍地加大对制造业的限制。第一，政府要求制造业制造商品向国外输出，以偿还债务。政府为了给驻外军队提供给养，向外国开了期票，这就需要输出大量工业制品到国外，以偿清期票。第二，政府要求制造业制造商品，以交换国外的其他物品。国内有些消费品是从外国输入的，等到这些外国货物被消费完之后，国内需求就得不到满足了，所以需要用国内的工业制品去换回这种货物。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对外战争的破坏性越大，制造业越繁荣；等到战争结束，逐渐恢复和平时，制造业就会慢慢衰落。这样，就出现了制造业随着国家的衰落而繁荣、随着国家的恢复而衰落的现象。在上次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英国制造业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这种情况，就是上述理论的最好例证。
国家为了进行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借输出土地原产物来支付巨额的战争费用，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为了供应驻外军队的给养，需要输出大量的土地原产物，所花的费用太大。事实上，一国的生产物，一般只够维持本国居民的生活所需。在扣除了居民生活所需之后，没有几个国家还能有大量的剩余生产物。所以说，输出大量生产物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人民的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给夺走了。而制造品的输出情况就不同了，它并不会减少制造业工人的生活资料，因为它所输出的只是剩余产品。
休谟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以往的英国国王，往往都不能不断地进行长期的对外战争。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英国当时根本没有真正的制造业，能够为驻外军队提供给养的，只有一些土地原产物，再有就是粗陋的制造品。而且，即使是节省国内消费，也节省不出大量的土地原产物；另外，把粗制造品和土地原产物运往外地的费用，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导致他们不能进行长期的对外战争的原因，是缺乏精巧的工业品，而不是缺乏货币。当时的英格兰贸易，都是以货币为媒介的，货币流通量与买卖次数，以及货币流通量与买卖价值的比例，都比现在大。原因是，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只有铸币，而现在大部分铸币都被纸币代替了。
如果一国的商业和制造业不够发达，那么在发生非常事件时，君主从国民那里得到的援助往往非常有限。至于其中的原因，我将在下面进行说明。正因为如此，这类国家的君主往往都努力积累财宝，以便国内发生不测时使用。而且，在这种国情下，即使没必要防范不测事件，君王也会倾向于节俭，以积累大量的财宝，甚至连消费观念也不受虚荣心的制约，而是把物品赏赐给佃农，或是招待臣民。虚荣心所带来的后果，往往都是浪费；而赏赐和待客就不同了，这类消费很少有浪费。因此，每一个鞑靼酋长，都拥有大量财宝。乌克兰酋长马杰帕尔，是查理十二世的一位盟友，他相当有名，据说他就拥有大量的财宝。梅洛文加王朝时期的法兰西国王，也拥有大量财宝。他们在分封儿子时，会给儿子一些财宝。累积财宝的君王，还有撒克逊君王，以及撒克逊被征服初期的几位君王。任何一个新朝代，在执政之初所做的第一件事，往往都是夺取旧主的财宝，因为这是获取和稳固继承权的重要手段。
商业大国的君主，却没必要累积财宝。因为，当国内发生非常事件时，君主往往可以从国民那里得到援助。因此，商业大国的君主，一般不怎么倾向于累积财宝，而且必然会自然而然地效仿当时的流行方法，像其他受虚荣心支配的领主一样大肆消费。此外，他们还会把宫廷装饰得日渐华丽。这种毫无意义的装饰，花费了大量钱财，不但阻止了金银的积累，甚至还可能减少原本打算用于更重要用途的资金。德西勒达斯在谈及波斯宫廷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在那里，我只能看到许多富丽堂皇的东西，还有许多婢女和仆人，却看不到宫廷所应该赋予人的威慑力量，也看不到多少军人。”这种情况，在欧洲一些君主的宫廷里普遍可见。
一国金银的输入增加，并不是其从国外贸易中得到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只要一个地方有国外贸易活动，它就可以从中得到两种利益。一是当地剩余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有了市场，二是当地所需的其他外国物品得到了供应。这种用剩余物品换取其他物品的贸易，不但可以满足商人的一部分需要，还能供商人享受，使剩余物品有了价值。这种贸易出现之后，工艺或制造业的分工和发展，就不用再受国内市场的限制，可以达到非常完善的发展水平。因为，这种贸易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市场，足以容纳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这大大鼓励了生产者，促使他们大力改进生产力，以竭力生产出更多的年产物。这么一来，国民财富自然也会跟着增加。这项工作是伟大而且重要的。所有经营对外贸易的国家，都在从事这项工作。
诚然，商人在经营国外贸易时，的焦点一般都是满足国内需求、输出本国的剩余物品。至于别国的需求，以及别国的剩余物品如何处理，他们往往很少留意。所以，商人所在的国家，是国外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不过，通商各国所得的利益，也都非常大。如果一国没有金银矿山，但又需要金银，它就可以从国外输入金银。这时，金银输入无疑是对外贸易的一部分，但它却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无论任何国家，都不能只为积累金银而进行对外贸易，不然，就算它花费一个世纪的时间，也不一定能赚到一船的金银。
欧洲在美洲被发现之后，变得非常富裕。但其原因，却不是金银量的增加。因为，美洲拥有的;dfn..;/dfn富饶的金银矿山，导致了金银价格的跌落，使得当时购买金银器所需的谷物或劳动，大约只有十五世纪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欧洲花费一定劳动和商品所能购买的金银器，大约是十五世纪同量劳动和商品所能购买的金银器的三倍。如果一种商品的售价跌到了从前的三分之一，那么能够购买这种商品的人数就会大大增加。那些原来就有能力购买这种商品的人，现在用一定资财购买的货物量，就是以前用同量资财所能购买的数量的三倍；购买者人数，或许比以前多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而那些原本没有能力购买这种商品的人，现在也能较轻易地购买这种商品。所以，欧洲现有的金银器和没有发现美洲金银矿时相比，可能会多出三倍、二十倍，乃至三十倍以上。
欧洲到目前为止，无疑从这种金银交易中获得了一些便利。不过，这些便利都是微乎其微的，根本不值一提。因为，自从金银价格因美洲发现了金银矿山而降低之后，金银充当货币的便利性也降低了。人们购物时需要携带的金银量，会多于以前购买等量货物所需的金银量，还要额外携带一个先令；而在美洲发现金银矿山之前，人们只须携带一个面值四便士的银币就可以了。在金银带来的便利与不便利中，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因为二者都没有对欧洲的情况产生任何影响。
不过，美洲的发现，的确对欧洲的情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从发现了美洲之后，欧洲的各种商品就有了一个广阔的新市场，欧洲的社会分工也得到了调整，还多了一些新技术。这些现象，在以前从未出现过。在此之前，欧洲的市场范围狭窄，大部分产品都没有销路。自从发现了美洲之后，欧洲改进了劳动生产力，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产品，提高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对美洲来说，欧洲的商品几乎都很新奇；而对欧洲来说，美洲的许多商品也非常新奇。于是，两地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交易，而且双方都从中得到了大量的利润。
在发现美洲的同时，人们还发现了经由好望角至东印度的航道，从而为各国开辟了一个比美洲更大、距离也更远的国际市场。因为，当时的美洲并不发达，各个民族都比较野蛮，其中只有两个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所以它们才刚被发现不久，就被消灭了。而中国、印度、日本等帝国就不同了，它们虽然没有丰富的金银矿，但它们却比墨西哥或秘鲁富裕，而且拥有耕作情况良好的土地、进步的工艺和制造业。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西班牙的许多作家在记述这些帝国以往的富裕情况时，显然夸大了事实。不过，这些帝国的实力，的确是相当雄厚的，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
进行交易的两国，如果都是文明且富裕的国家，那么这种交易的价值，一般都远远大于文明且富裕的国家与未开化人之间的交易价值。不过，欧洲在与美洲交易的过程中，却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这一利益，远远多于它与东印度通商所得的利益。
在几乎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东印度都处于葡萄牙人的统治之下，其对外贸易也自然由葡萄牙人掌控。欧洲的其他国家只有通过葡萄牙人，才能与东印度进行对外贸易。上世纪初叶，荷兰人入侵东印度，然后控制了东印度的商业，把它们都交给一家公司来经营。此后，英国、法国、瑞典和丹麦，就以荷兰人的做法为先例，分别占据了东印度的其他行业。所以，无论是哪一个欧洲大国，都不能自由地与东印度展开贸易往来，所以自然也无法从中得到利益。美洲贸易比上述贸易有利的原因只有一个，即美洲贸易是自由竞争的贸易。在美洲，几乎所有的欧洲殖民地居民，都可以自由地经营各种行业。
由于东印度公司拥有专营特权，而且财力雄厚，并因此而受到了本国政府的特惠和保护，所以招来了很多嫉妒。人们在这种嫉妒心理的作用下，往往认为这种贸易只有害处而没有益处，理由是，国家为了进行这种贸易，每年都输出大量白银。有关方面对此作出了回应，认为不断地输出白银，的确可能会使欧洲逐渐贫困；但是，这种情况却与从事这种贸易的国家的实情不符，因为其他欧洲国家可以从东印度输入一些货物，而这些货物带回的白银量，比输出的白银量要多得多。上述想法，是当时的流行想法，也是反对者和支持者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所以，我们也就不必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多作论述了。
每一年，都有大量白银被输入东印度，从而抬高了欧洲银器;tt.?t的价格，银币所能购买的劳动和商品的量也比以前多了。不过，这种结果既不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也不会带来极大的利润，所以政府没必要为此分心。欧洲与东印度进行贸易之后，欧洲商品的市场就拓宽了，也就是说，欧洲金银的市场拓宽了。这么一来，欧洲商品的年产量必然会增加，最终使得欧洲的国民财富也得以增加。不过，直至今日，这种增加也非常有限，其原因，也许就是上述所说的贸易自由受限吧。
前面已经说过，财富与货币或金银几乎是同义词。这种说法现在非常流行，我觉得有必要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述，即使这是一件枯燥的事情。我说过，货币从通俗意义上讲，往往象征着财富。不过，这种见解非常含糊，并让我们听着就觉得耳熟，甚至往往会迷惑一些确信这种见解是谬论的人，使他们忘记自己原本的立场，甚至使他们在推理时误认为这种见解是真理。英国有几位优秀的研究商业的作家，他们认为，构成一国财富的元素，既包括金银，也包括土地、房屋，以及各种各样的可消费品。但是，那些原本确信“金银就是财富”这一见解是谬论的人，在进行推理时，却好像完忘记了土地、房屋和可消费品的存在，并认为金银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有的商业大国都会以增加金银数量为最大目标。
不过，“金银就是财富”的见解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此外，认为无金银矿的国家只有通过贸易顺差才能输入金银的说法，也已经确立。因此，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目的就发生了改变，即从原本尽量输入少量的外国货物，变成了尽量输出更多的国内产品。因此，国家创收的重要手段就变成了控制输入和奖励输出。
国家限制输入的情况有两种。一、凡是本国也能生产的外国货物，一律限制其输入。二、如果在与某国进行对外贸易时，出现了不利于本国的贸易逆差，那么无论从该国再输入任何货物，都要加以限制。政府在执行这些限制时，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同，主要有征收高额关税和绝对禁止这两种方法。
国家奖励输出的方法较多，有退税、发放奖励金，以及同主权国家签订通商条约，还有在远地建立殖民地。退税的情况有两种。第一，在国内制造品输出时，退还其以前缴纳的部或部分关税或国产税；第二，输出已经纳税的外国商品时，退还其输入时缴纳的部或部分税款。发放奖励金的目的，是奖励某些新兴的制造业，或是其他一些应受特殊照顾的工业。而同主权国家签订通商条约，则有利于本国商业的发展。因为，本国货物或商人可以在通商条约的保护下，在该国享受一些特权。至于在远地建立殖民地，则不但能使本国货物和商人在殖民地享有某些特权，甚至还能享有独占权。
上述的两种限制输入和四种奖励输出的方法，是重商主义所倡导的扭转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分别对它们进行讨论。我将不再留意这六种手段有没有增加国内金银量的趋势，而是考察这些手段可能会对国家的年产物产生什么影响。这些手段既然能够增减一国的年产物的价值，也一定能增减一国的国民财富。
百度搜索 国富论 或 国富论 本站 即可找到本书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