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下博物馆的台阶时，太阳还在那里，拖着夏日傍晚和煦.、长长的光线。我走回康利夫街，把天文台金色的穹顶抛在身后。我缓缓走上班伯里路的斜坡，心想，对于刚才听到的这番自白，我该怎么办？有些房子开始亮灯了，透过那些窗口我可以看到购物袋，电视机开着——这些都是人们在篱笆后宁静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走到罗林森路，有辆汽车在我身后短促、欢快地按了两下喇叭。我转过身，满以为是洛尔娜。不料看到的是贝丝，她正坐在一辆亮蓝色的、崭新的小敞篷车里朝我挥手。我让到路边。她理了理凌乱的头发，身体侧过副驾驶座，开朗地笑着对我说：
“要不要搭便车？”
她伸出一只手开车门，但肯定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了什么奇怪的地方，因为她的手中途停住了。我泛泛地称赞了她的新车，然后看着她的眼睛。我像第一次和她见面、要在她身上发现新特点似的看着她。她比以前更开心、更放松，也更漂亮了。只是这些变化。
“怎么了？”她问，“去哪儿了？”
“我刚和阿瑟·塞尔登谈过话。”我迟疑地说。
她的双眼闪过一丝警觉。
“谈数学？”她问。
“不是，”我说，“我们在谈谋杀案。他都告诉我了。”
她的脸暗了下来，她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突然绷紧了身子。
“部？不可能，我认为他不可能都告诉。”她自己紧张地笑了ib.笑，片刻中又出现了以前那种苦恼的眼神。“他绝对下不了决心把部事情告诉。但是我知道，”她又谨慎地看了我一眼，说，“相信他。现在要干什么？”
“什么都不干。我能干什么？他们可能也会逮捕他的。”我盯着她说。那么多问题，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她。我靠近她，看着她湛蓝的眼睛：“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到这里来？”她问，“来这里不仅仅是学数学的，是吗？为什么选择牛津大学？”泪珠渐渐涌上她的眼睫。“是先说的。那天我看见拿着网球拍从车里出来，看起来很高兴。我们谈起奖学金的事。说，‘也应该争取。’我情不自禁地反复对自己说，‘应该争取。’我以为她很快就要死了，我就有机会开始新生活了。可是几天后她的检查报告出来了。癌肿瘤在消退，医生告诉她，也许她还能活十年。还要被那个老巫婆拴住十年……我可受不了。”
眼睫上的泪珠此刻顺着脸颊滚下来。她突然不太自然地擦干泪水，在仪表盘上的抽屉里找纸巾。当她把双手重新放在方向盘上时，我又注意到她那小小的大拇指。
“还搭车吗？”
“下次吧，”我说，“今天下午天气真舒服，我想再走一会儿。”
她开着车走了，我看着汽车在视野中越来越小乃至消失在康利夫街。我心想，贝丝认为塞尔登绝不敢告诉我的事情，是否就是他已经告诉我的事情呢，或者还有什么别的事情，什么我不敢想象的事。我问自己究竟知道多少真相，从哪儿开始写我的第二份报告。
走到康利夫街街口，我低头看，已经看不到那只獾的残骸，最后一点皮毛消失了。目力所及，前方的路伸展开去，重新变得干净，整洁，空旷。